一方面，合宪性审查应有助于政治民主的实现，保证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民主性以及政治决定能够获得贯彻。
[50] 参见《行政处罚法》第31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23] 在我国，关于这一问题虽然争论不断，但使利益状态比违法行为前恶化的才是制裁。
刑法理论中对此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仅仅使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行为之前的状态的，就谈不上是制裁，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法律上所理解的制裁是泛指‘通过剥夺一定的利益或者施加一定的不利益对违反规范行为作出否定评价,进而达到抑制违反行为之目的的一切措施。没收违法所得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没收违法所得具有负担性。事实上，我国的刑罚制度中也存在没收违法所得制度。[45] Cass R. Sunstein, Cognition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29 J. Leg. Stud.1059(2000). [46] 参见《行政处罚法》第23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51] Muitus, Grundrechtschutz contra Verwaltungseffizienz im verwaltungsverfahren, NJW,1982, s.2151.转引自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47]其中，前者因不满十八岁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后者是无行为能力人。如在将销售收入认定为是违法所得且不扣除成本的情况下，违法所得事实上也包括了违法行为人的部分合法财产，没收违法所得显然也会导致违法行为人的部分合法利益被剥夺。然而，该区分标准只在立法后发挥作用，既不是国家立法时考量事务归属的标准，也不是国家能否对某地方事务进行立法的标准。
第一项法定受托事务是指通过法律或政令的规定，确保一些原本应由国家实现的职能在各都道府县、市町村、特别区得到切实合理的执行。(3)公共年金、能源政策、宇宙开发、基础交通等。在此基础上，报告书提出了针对行政事务分配的三原则——明确行政责任、效率性、市町村优先，并在明确各行政区域的事责基础上制定了分配税收与支出责任的详细方案。[38] 功能分担原则虽回应了高速经济发展时期对集权体制的需要，但随之也产生了诸如地方自主综合行政能力减弱、责任不明、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病。
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确定地方对大多数事务的自主执行权。[63] 参见注[50]，第151—153页。
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国家将失去对某些事务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大部分管理权限。其次，对地方公共团体自主性与自立性的考虑义务，体现在《地方自治法》第2条第11—13款。[64] 近来有研究指出我国《宪法》第三章对地方特定职能的规定与比较法意义上地方自治职能的可比性，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32页。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也很难分清某地方事务属于哪种类型)，一直遭人诟病，但还是可以较清晰地看出旧法侧重从事务性质进行划分的痕迹。
日本既没有采取事权财权相匹配的财权划分模式，也没有按照该国自治事务和法定事务的划分来区别国家补助金或交付税的金额。有学者认为，所谓本地域事务，指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一定行政区域内承担行政权能的统治团体，以提高居民福利为目的，具有广泛处理统治性事务的权能。林良亮：渐进式的地方自治改革——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行政法论丛》第12卷(2009年)，第561页。其中近4成(257件)划为法定受托事务，近6成(398件)为自治事务。
而且，日本事权划分制度并不是仅通过宪法和相关法律原则，而是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来实现的。[25] 参见［日］成田赖明：围绕改正地方自治法的争点——对批判的回应，《自治研究》第75卷第9号(1999年)，第8页。
［日］晴山一穂：中央·地方关系和功能分担，《都市问题》第79卷第1号(1988年)，第45—55页)。较早期诸如1993年11月14日第14届中央委员第3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到把现行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
这种以内容保护模式为内涵的宪制体系，建立在国家立法权的全域性基础上。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这种区分方式避免了在各法律中单独设项罗列事务归属的繁冗之虞。[31]尽管这两种模式都是对行政事务的划分，并不涉及立法权的划分。进入专题： 央地关系 事权划分 行政事权 职能分担 。[13] 参见［日］斋藤诚：《现代地方自治之法的基层》，有斐阁2012年版，第201页。[23] 理论上也曾致力于通过法解释架构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地方事权体系。
[11]此逻辑倾向于通过明晰事权的归属来划分立法权限，使各层级立法主体在规定的立法事项范围内规范有序地进行立法活动。[40] 例如地方分权推进委员会于1995年10月制定的《推进地方分权之际的基本观点》中提到：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主体综合性承担地域行政事务，具有从企划、立案到调整、实施等一系列处理事务的权能，体现了分权委员会在事权分配上采取独立、分离式的意愿。
注释: [1] 这种变化始出自2016年8月24日由国务院制定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出于对这种过度介入的反省，新地方自治法确立了介入权限法定主义(《地方自治法》第245条之二)。
90年代以立法法起草工作的展开为契机，更是推动了立法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和发展。1.政府事权划分与财权分配相结合的路径 理论上对于将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划分的做法，[3]一直存在批判的声音。
[22]所以，日本虽然在法律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央地事权，但并不排斥法律对地方事务进行立法。除了在新自治法上规定了介入的种类和国家对两种地方事务不同的介入权限之外，国家介入地方行政时，还需个别法律上的授权(通常是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可以对该事务采取何种介入手段)。[17] (二)政府间事权划分存在问题与参照对象 和社会实践不相符合的制度设计，在实施上必然耗费巨大社会成本。这种举证责任论的背后，是以分权改革时一系列限制国家责任的思考方式为基础，即尽量限缩国家职能，极力扩大地方自治体职能。
五、对我国央地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建构的启示 (一)走出领域式事权划分的制度构建 在处理央地关系上，难免有太集权，无法因地制宜。[22] 参见注[13]，第201页。
陈斯喜：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12—19页等等。2.政府事权划分与地方立法权限相结合的路径 类似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事权划分方式，主要围绕《立法法》73条第1款第2项地方性事务的内涵展开。
[30] 一方面，出于对历史的承继，该原则的确立进一步给国家通过立法介入地方事务的行为赋予了法上的正当性。[65] 参见注[64]，第133—141页。
[51] 参见注[28]，第309—310页。理论上来说，只要不侵犯宪法所保护的自治内容，法律可以介入地方组织到事务管理权限的各个方面。[56] 以上便是日本法律对国家与地方行政事务划分、地方行政事务分类的制度构成。[12] 参见注[10]，张千帆书，第1—59页、第354—368页。
[63] 如此，地方事务所需支出，就主要由地方税、地方交付税和地方补助金组成。[28] 参见［日］大桥洋一：《都市空间制御的法理》，有斐阁2008年版，第310页。
此类事务曾经占据了都道府县处理事务的7—8成，市町村处理事务中的3—4成。[53] 参见［日］长野士郎：《地方自治法逐条释义》，学阳书房1995年版，第430页。
立法者补充这样一个概念，是想网罗地方公共团体正在执行的、却无法涵括于本地域事务概念中的特殊事务。这种以谁执行来定义地方事务的方式，遮蔽了事务本身具有的属性，正凸显了日本的事权划分是行政权上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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